马达:柯庆施是何许人也？

马达，中国著名报刊活动家，中共上海市委原副秘书长，杰出的党的新闻工作者，《解放日报》原党委书记、总编辑，《文汇报》原党委书记、总编辑，《东方早报》首席顾问马达，2011年9月6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，享年86岁。

1、盖棺未定

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，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。

有人说他德高望重，律己清廉，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，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；另有人说，不，他搞极“左”，专门整人，还勾结“四人帮”，如果不早病逝，肯定会是“五人帮”了。

对人的评价，往往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；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，他是客观存在，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。

柯庆施是中共一位老党员，1922 年入党，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，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。

柯的仕途并不顺利，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，妻子跳井自尽。建国后，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、市长，江苏省委书记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，市长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，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，国务院副总理；1958 年5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。其时，可谓权倾一时，

威震一方。　

由于柯个子长得高，鼻子比常人大，在延安时人们叫柯庆施为“大个子”、“大鼻子”、“老柯”。南下后，柯地位升迁很快，加上他一脸严肃，不苟言笑，走路蹒跚，背又有点驼，人们又改称他为“柯老”，连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“柯老”，从此“柯老”就成了对他的尊称，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。

我1963 年任市委副秘书长。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间，大部分时间为市委领导柯庆施、陈丕显等干活，与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。我所记忆的事实并不连贯，但这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。

2、紧跟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

柯庆施到上海后，很快得到毛泽东的赏识，主要是因为1957 年底到1958 年初上海市党代表大会的报告。

这份报告，由上海起草班子写成后，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，毛要胡乔木、田家英作了较多修改，浙江陈冰和上海张春桥也一起参加，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定稿。

报告的题目是《乘风破浪，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》，它是依据毛泽东所作的《论十大关系》的讲话精神起草的。报告概括为“充分利用，合理发展”的八字方针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方针。

特别是报告提出要“鼓足干劲，乘风破浪”，更切合毛泽东当时酝酿要全国大跃进的心思。　

在此以前的反右派运动，柯庆施对毛泽东的“领导意图”也是心领神会的。

他和陈丕显一起，一面成天召开各界座谈会，按毛泽东的布置，“硬着头皮听”各界人士的鸣放意见，一面在内部排队摸底，算百分比，“引蛇出洞”。

1957 年3 月20 日，我听了毛泽东在上海友谊电影院向全市党员干部的讲话，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大声对柯庆施说：“你们放得不够”，“只有三十分，顶多五十分”，柯在一旁微笑，不住地点头。

不久，一批又一批“出洞”的“右派”被拉进网里，毛泽东表扬上海执行中央指示“很坚决”。

柯庆施这时表现出来的是，凡是毛泽东讲的，提倡的，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，赤着脚也要紧跟　

“ 大跃进”的号角一吹晌，柯庆施“左”的思想也膨胀起来。上海本有大中小钢铁厂，其产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比重。

柯为响应毛泽东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，在市区也要搞小高炉炼钢。　

那时我在《解放》杂志，是市委机关党委的一个支部。

柯庆施要市委机关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，在机关大楼北面的空地上，修建一座小土高炉，机关干部每天分三班劳动。

没有铁如何炼钢？柯说：城里到处有铁门，不是现成的铁料吗? 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。

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上交，铁门、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，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，小弄堂炼废钢的怪现象。　

这期间，毛泽东到上海钢厂和机械厂视察，提出“赶美超英”的口号。

柯庆施也紧跟着到工厂作动员。在“左”的思想指导下，不讲条件，用政治挂帅代替实际需要，把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引向歧途，造成大刮浮夸风，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制夸大了，结果是正确的东西反而变成谬误。　

柯庆施是安徽歙县人，读过简易师范，又在北京和东北一些大城市做过地下工作，有一些见识，但对于搞工业、办经济却不在行。

在“大跃进”那个年代，他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代替一切，推动一切，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指挥生产，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。这种“左”的做法是有害的，但在中央领导人的错误思想和路线指导下，也不能都归咎于地方领导人。

3、大搞一言堂

由于柯庆施是市委第一书记，在当时党政体制下，第一书记有最后决定权，往往一锤定音，一个人说了算，造成党内生活很不正常。

在市委里有两名中央委员，一是柯，一是中央候补委员陈丕显。

柯为了显示“第一书记”的重要性，经常以批评别人来突出自己的正确。

陈丕显分工抓农业和基本建设，在上海建设卫星城镇的规划中，闵行区是大工业区，有制造电站成套设备的大厂，货运繁忙，在上海与闵行之间需要建造一条一级公路，占用了一些农田，这本来是必需的，无可非议的。

不料，柯在视察后大发雷霆，借此大做文章，批评说，你们要不要吃饭了，占用了农田，天上会掉下粮食吗? 马路造得如此之宽，是典型的大少爷作风。

他在市委会上反复批评，还召开全市干部大会，要市委一位副秘书长代表作公开检讨，实际上是整陈丕显。

现在看来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这条公路造得很好，不是造宽了，而是造窄了。

在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( 即七千人大会)，为了总结“大跃进”的经验教训，参加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团，在讨论刘少奇报告时，都相继开会，由主要领导人带头检讨，可柯庆施知道毛泽东不满意刘少奇的报告，他迟迟不表态，也不肯检讨。

陈丕显只好写了一个检讨稿，送给柯看。

这份检讨是陈在会议期间要我起草的。　

讨论时，柯看到讲话稿中有一句话“我发扬民主不够”，十分恼火，故意当着陈丕显的面，狠狠地批评我：“你们这样写是什么意思，你们是要发扬无产阶级民主还是什么民主?”

可能在陈丕显的心中，有借这句话揭柯的疮疤的意思，但这样讲是符合实际的。

柯为这一句话，指桑骂槐，训了我们半个多小时，真是霸气十足。

其实这个所谓的检讨，什么也未检讨出来，连“发扬民主不够”这句话也成了犯忌的话了。

有一次，我为柯庆施起草一篇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现场会上的讲话，会议是毛泽东亲自指示要开的，并指定柯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。

讲话稿我改了几遍，柯认为满意，可是，在最后一次讨论稿子时，他突然发火了，而且火气很旺，说：“马达，你看过主席批示的电报吗? 你知道开这个会是谁讲话吗? 你说，你说……”　

我顿时感到莫名其妙，也不知所措，他一口气批了二十来分钟，我坐立不安，浑身冒汗，等我冷静下来，把讲话稿拿过来再看一看。

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讲话稿开头，只写了他是市委第一书记，未写政治局委员，因为柯是代表中共中央讲话的，由于多次修改造成的疏忽，改正一下就是了。

这时我又不禁感到好笑，好整人的人，太看重自己了，这也是身不由己，为名所累啊。

这里我要插一段故事。柯庆施在党员干部大会上，多次声色俱厉地批评有些干部跳舞。当时一些机关每个周末组织一次跳交谊舞的晚会，是休闲娱乐性质。

柯在大会上批评说，有些干部做工作没有心思，热衷于跳舞，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，他指示市委机关今后不准跳舞。

许多干部不以为然，但也无可奈何，我的确没有看到过柯在市委机关跳舞。　

可是，一次毛泽东来上海，准备住两三天，柯连声关照市委办公厅要组织舞会。

文化俱乐部( 现为花园饭店) 有较好的舞池，由办公厅通知，派汽车把戏剧学校、歌剧院、芭蕾舞学校等文艺单位的女同志，接来做舞伴。

我去看了，毛泽东跳舞如同散步，那些女同志一个个投入他的怀抱。

而令我惊讶的是，柯庆施居然违反自己订下的禁令，也走进舞池扭起来了。　

在市委机关，有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部长喜欢历朝字画，常到文物商店去看看并选购一点，这件事被柯庆施知道了，在市委常委会上，他多次进行批评，说有的领导同志不去基层调查研究，却去淘古董，你们要风流，这是玩物丧志呀。

对于这种任意上纲的批评，到会的人听了无不惊讶。　

柯庆施对报纸抓得很紧，他是认真贯彻毛泽东“第一书记要亲自抓报纸”指示的。

不过，他所谓的抓，主要是批评，而且习惯于上纲上线的批评。

那时《解放日报》的正副总编辑听到柯庆施要找他们谈话，都十分紧张，无事不敢走进他的办公室和家门，柯反而责怪他们：我家门口有棍子吗?

你们为什么怕到我这里来?　　

当时中东战争正在进行，《解放日报》国际版一条新闻的标题标得客观了一些，这本不是一件什么大事，今后注意就是了。

由于当时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讲了国际形势问题，柯马上拿这个例子来批评，说这是你们站在哪一边的立场问题，是有没有阶级斗争观念问题。　　

又有一次，《文汇报》学术版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沈志远的文章，说社会主义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政策，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，但分配不当也会造成社会不公。

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，可是柯庆施看了十分恼火，要我把《文汇报》总编辑找来责问：你们发表沈志远的文章是什么意思? 他是民盟，是党外人士，难道我们党制定的政策还要他们党外人士来解释吗?

我在场听了柯的话，感到不可理解，一个人头脑被“左”的思想堵塞了，连是非也不讲了。　　

从许许多多事实来看，柯庆施完全是按毛泽东那套“左”的思想体系去思想和行动的，有些方面在全国起着带头羊的作用。

柯庆施搞一言堂，爱整人，推行“左”的错误路线，在上海干部中是有议论的。

不过，在中央内部体制的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，党内民主又很不健全的情况下，这种现象必然会产生，而且也难以自行纠正。这种“左”的错误，尽管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危害，但这种错误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，或者只表现在若干事情上，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，在其他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。

因而对这种错误的清算，不能只追究个人的品质和责任，而要从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上纠正错误及其影响，从改革体制和制度上去解决。

4、有政治头脑，勤恳工作，律己清廉

柯庆施在领导工作中，有推行“左”的路线的错误，但在个人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上，也有一些应该肯定的地方。

在我和他接触中了解到，柯庆施虽身处高位，但并非政客、官僚型的人物，也不是不学无术、吹牛拍马的人，他有政治头脑，考虑大事，善于遇事作分析，尽管受“左”的思想体系的羁绊，但和庸庸碌碌、忙于事务的人不能相比。　

他每天一清早就到办公室，第一件事就是看报，在办公桌上放着当天出版的本市各大报和《人民日报》。

他白天开会办公，晚上在家看书，批阅人民来信和找人谈话，极少应酬和出外游玩，他唯一的娱乐，就是和秘书、司机等打一种叫“捉猪”“捉羊”的扑克游戏，方法比较简单，可以计分。　

我的办公室在市委办公楼的隔壁，仅十几步之遥，晚饭后柯每天在宿舍院子里散步，他经常叫秘书把我找去，陪他一起散步，询问我一些问题， 比如，“ 我看到人民来信说猪肉涨价，你到菜市场去看过吗?”“有人反映，市区来往的货车空载约占一半，可不可以要市社科院派人去做个调查?”“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书，哪个版本写得好些?”等等。

他从不问吃喝玩乐的事，也不谈与工作不相干的事，边走边谈，思想开放，听得进意见，对话也很自由，在这个时候，我突然感到，他不是坐在主席台上“做戏”的那个人，而是一门心思考虑工作的人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他还原为一个平易近人的人。　

柯庆施在一些场合，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“吹喇叭”，但他冷静下来也认真进行调查研究。

突出的一个例子，是1961 年初，那是三年困难时期，国民经济需要调整，柯也感到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问题。他既对自己盲目鼓吹高指标感到有失偏颇，也对有人主张“大跃进”要下马表示坚决反对。　

这时薄一波送给他一份关于上钢一厂的情况报告，这份报告缺乏分析，列举了一大堆困难和问题，结论也比较悲观。

柯看了以后，要我带一个工作组去上钢一厂蹲点调查，反复交待我：情况要摸实，原因要找准。

我们深入调查了两个多月，比较全面客观地作了了解。

在我们调查期间，他要我向他详细汇报了三次。这次调查，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，我认为柯庆施是费了一番心思的。

柯平时也经常下厂，和其他许多领导干部一样，看看、听听、说说就走过场了，但也有比别人认真的地方。　　

在我接触的领导人中，柯庆施是有头脑、有主见的，他事先反复酝酿，从一开始就讲出自己的领导意图，到大体的思路，到修改定稿，一般没有“朝三暮四’’的事。

在市委常委会讨论文件时，对有些不合理的意见，他不是全包下来，一股脑儿往起草人身上推，而是择善而从。　

有一次，柯庆施陪毛泽东到上海郊区视察，毛突然发问：“柯老啊，你可知道，为什么叫上海呀?”

柯一时语塞。回到办公室，他连忙要我去查上海地名的出处。一时间到哪里去查啊，我翻了上海县的地方志，并未有详细记载。

毛泽东知道后笑着对柯说，上海这个地方原是海滩渔村，既有上海村，也有下海村。

后来我又查了有关书籍，果然如此。　　

柯庆施的生活比较简朴，除香烟不离手，偶尔喝几口老酒外，没有什么更多的嗜好。

成天开会，找干部谈话，也从不到宾馆酒楼和娱乐场所。

除了按规定，他享有一些烟、油、肉等特殊供应外，应该说他是廉洁的，不像有的领导干部讲排场，搞宴请，下乡时大吃大喝。　　

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。在临近春节的一天晚上，我被柯叫到他家里谈修改报告的事，忽然市府一位主管行政事务的干部拎着一只金华大火腿送来，他一进门，柯就问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，未等来人的回答，柯声色俱厉地说：“你给我拿回去，不然我打断你的腿。”

这位干部吓得拔腿就跑。

我看在眼里，心想，大家都说，到柯庆施家串门的人很少，大家对他有点敬而远之，柯不搞拉拉扯扯、请客送礼的事，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。　　

要全面评价一个人确实是不容易的，一个人的思想、工作、生活、品质，像一副多棱镜，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看清楚的。

接触可以多一些了解，但也只是点点滴滴而已。

有人说“上海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，而柯庆施是错误路线的代表”，说“柯庆施在1965 年就勾结‘四人帮’”，我认为这种种说法，既缺乏事实根据，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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